我們的目的是以資料科學(data science)的方法探勘中共最重要的機關報：人民日報。人民日報為瞭解中共政經發展不可或缺的資料來源; 然而，它本質上是政治宣傳，是國家政策的傳聲筒，每一篇報導都帶有清楚的政治目的。任務在樹立黨國權威，鞏固領導中心，促進團結，凝聚向心力；每當政治運動開始，它又成蛻變為激發熱情、動員群眾，摧毀敵人的武器；當然，它也有文化藝術、較為軟性的層面，但即使如此還是以社會主義、為工農兵服務為前提。人民日報正確傳達中共中央的路線，排除有害黨國的異端邪說，沒有兩面俱陳的平衡報導或論辯。如果想從人民日報求得事實「真相」，恐怕是緣木求魚，但是如果關心的不是「真相」，而是中共統治的意識形態，則人民日報就有可觀之處。
意識形態是一套認知世界的知識體系，有關意識形態的研究源遠流長，早在十八世紀法國學者Antoine Destutt de Tracy就提出ideology的字眼，他把意識形態視為觀念的科學(sciences of ideas)來研究，嘗試為自由、市場、財產權尋找理性的道德基礎，基本上這是個正面的字眼。但是到了拿破崙(Napoleon Bonaparte)時期，意識形態就變成了權力濫用，以自由之名對社會的顛覆與反動。馬克斯繼承了此種負面的觀點，認為意識形態是上層建築創造出來的虛偽意識，用以麻痺被統治者，致使失去階級意識。葛蘭姆西(Antonio Gramsci) 的文化霸權理論(cultural hegemony) 說明勞工階級如何失去了階級意識，意識形態作為社會再生產，鞏固既有利益的工具。阿圖塞(Louis Althusser) 說意識形態是與真實存在條件有關的想像性存在，然而，它卻是維繫國家存在不可或缺的要素。其實，任何國家社會都免不了意識形態的作用與滲透，即使對它深惡痛絕，卻無法否定它的事實存在。
意識形態提供社會理想的藍圖、是非價值的判斷的標準、更是行動力的泉源。余英時認為意識形態是一個文化或社會中「直接關係著文化或社會秩序的一種集體意識」，功能在「對一般人（或某些社羣）發揮說服力，以導向共同的社會行動」。簡言之，意識形態就是把學術思想轉化為社會行動力，後者為體，前者是用(余英時，1987:67-70)。意識形態從學術思想汲取養分，然而庸俗化，使之人人能懂，然卻不免歪曲。
戰後由於民主與極權兩大陣營對立，意識形態被視為封閉僵硬的政治教條，常用來指涉共產政權。但是不容否認，民主國家，強調自由、民主、人權等概念，還是有些不容挑戰的信念視為當然，沒有人會去懷疑，與意識形態無異，例如法律之前人人平等，但是否真的如此，這有可能嗎? 如果細究，恐怕理論與事實都不符合，但少有人質疑。任何國家、社會都有某些不容挑戰的核心信念，本研究不想陷入評價意識形態優劣的困境，「暫時」把意識形態當成普遍存在的客觀存在的事實，任何社會都需要某些信念，維繫體系的穩定。固然，意識形態有簡化、封閉、僵固的特性，卻是安身立命不可或缺的要素。
中共從革命奪權到建政治國，無處不見意識形態的痕跡。雖然官方標榜唯物史觀，但隨處可見主觀思想力量的運作，特別在不利的情境，堅持信念、不畏艱難、勇敢奮鬥，必勝必成，精神終究能戰勝物質。政治宣傳具有高度唯心色彩，充份發揮意識形態動員的力量。我們關心的是這套意識形態是怎麼來的? 它的具體內涵是什麼? 歷經怎樣的變遷? 我們如何解釋此種變遷? 中共建政以來建構的集體意識，除了繼承清未民初以來，救亡圖存的遺緒之外，來自共產國際的思想、政治指導影響深遠，但更重要的恐怕是自身歷史經驗的積累。在實踐的過程中，中共中央的浪漫的革命情懷，透過不斷的學習、檢討、批判，貫徹到社會各階層。面對內外情勢、政治現實的需要、它自我調整、自圓其說，甚至推陳出新。其中有持續不變的部分，也有因時而異的調整，比較不同時期、不同領導者的差異，是本研究關注的重點。然而過去的學者的研究缺乏建政以來橫跨七十年度的細緻探討，由於文獻資料豐富，如此鉅型的研究無法在短時間內完成。本研究聚焦於人民日報有不得不然的道理，不過即使是人民日報文章數也超過一百五十萬篇，藉助電腦科技、文字探勘的技術，勢所必然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人民日報職司政治宣傳。「政治宣傳」在中共的語彙中，並不是負面的字眼，相反地，它是達成目標的必要手段，媒體為黨國服務，如同文學藝術為社會主義服務，是天經地義的事。西方傳媒所謂的獨立、多元、監督、第四權，就中共而言，完全不成立。從中共的觀點，媒體理應傳遞「正確」思想、駁斥異端、凝聚向心、建設黨國。中共官方高度重視宣傳工作，從人民日報嚴謹的編輯態度，字斟句酌、層層審核、不容出錯 ( Wu, Guoguang: 1994) 可以看得出來。另外一個概念「鬥爭」與我們的一般的理解也極為不同，鬥爭也是正面的概念，它是進步、提昇必要的過程，就語意上與奮鬥、努力、克服萬難、贏得勝利，沒什麼差別。兩岸雖然是同樣使用中文，但語境、語意、概念的使用有些微妙的差異，我們也希望文字探勘的方法，用量化的方式呈現中共官方宣傳在語言使用上的特殊性。
過去有關人民日報的研究
有關人民日報的研究，歷史悠久，學者們閱讀人民日報，大多是作為資料參照的來源，探查中共對某個議題的立場、態度或看法；不過，以人民日報本身作為探究主體的也不少，主要為新聞學者及政治學者所關注。學者的研究基本上大家都認同人民日報本身就是政治宣傳工具，帶有政治強烈的目的性，不是客觀的報導，而是傳遞「正確」思想。此點大陸的學者亦不否認，只是覺得這很正常，沒有什麼不好。甚至覺得人民日報因應時代需要，與時俱進，更能完成政治宣傳的使命。Wu, Guoguang(1994) 討論人民日報評論性文章的版面處理，強調所有的文章都要經過層層審核，使能忠實表達黨意。王泱泱，闡永棟、王武彔 (2010) 指出改革開放之後，人民日報的撰述風格有很大的調整，更能反應民意，強化「對內宣傳與對外宣傳的統一性」。郝建國(2021) 則強調近 30 年來，人民日報有關兩會的報導，話語結構由領導人、委員、群眾、和海外民眾，四個主體所構成。形式上已從國內會議演進到國際傳播，結合報紙、網路、論壇、行動媒體等多個資源，達成全媒體傳播的目標。武建國,肖曉,胡满 (2017) 針對人民日報的元旦社論，進行多視角、歷時性的分析。從使用的詞彙、高頻字詞、政策目標口號、人稱代名詞、對領導的稱謂、文章的結構形式、引文與轉述、報導主題，進行系統性的比較，指出社論反應時代需求，與時俱進。基本上大陸學者肯定人民日報的變革並不意外，值得注意的是，這些研究是用傳統人工的方式逐一編碼、分類、解讀，而我們現在用文字探勘的方法進行，自會有不同的風貌。
意識形態的戰場上，人民日報扮演重要的角色。習近平掌權之後，對儒家的態度明顯轉變，儒家語彙與概念，琅琅上口，儒學頗有復興氣象。Wu, Shufang (2014) 研究儒學復興，覺得它是為了確保文化主導權，突顯東、西方差異，擷取儒家概念，究其實是為了鞏固政權。其他有關民主、人權等西方的概念，其實也經常出現在人民日報的語彙中，只是內涵做了精巧的轉換，與西方自由主義傳統有別 (Yue Hu : 2019; Titus Chen & Chia-hao Hsu, 2018) 。黃雅蘭(2018)探討人民日報中「婦女解放」與「女權主義」的關係，發現人民日報將女權放在國家敘事的脈絡中討論，與西方的女權主義有明顯的不同。Triggsk, Francesca (2019) 觀察人民日報近年經常出現「正能量」詞彙，毫無疑問，它在建構官方意識形態上有正面積極的意義。
新聞學常見的文本分析方法，常見框架分析和敘事研究，其重點不在探討報導內容的真確性，更多的是強調「如何」報導這則新聞。「框架」這個概念，為 Goffman(1974) 提出，是一個社會心理學的概念，它指一種認知的架構，廣泛存在於人們日常生活之中，用來分辨、感知、 定位、詮釋與理解外在世界。新聞報導的「框架」則反映新聞撰稿者是以何種方式，選擇或建構社會事實，嵌入新聞文本形成的過程中，藉由框架來整合資訊及瞭解事實。由於報社的新聞報導有一套制度化的產製過程，報導的主觀性或框架，不會停留在個體或偶然的層次上，而是群體、組織、制度、文化所形成的複合產物。因此，框架理論的應用不會侷限在孤立文本上，更多的是反應文本背後的意識型態、權力關係或話語霸權 (Goffman: 1974; Gamson, Modigliani: 1987) ，研究者經常針對同一個特定的新聞事件，比較不同報社的報導手法，亦即不同的框架。中央與地方、官方與民間、不同的政治環境，都可以成為比較的基準。「敘事分析」與框架分析有異曲同工之妙，它同樣略過新聞報導本身的真實性問題，重點放在說故事的方法、邏輯與技巧。透過詳細的內容比對，抽絲剝繭，研究者嘗試掌握敘事的不同風貌，並對此進行解釋。
比較人民日報與其他報社風格的差異，為了描述新聞框架的具體內涵，學者會仔細觀察各種符號工具 (symbolic devices) 和指涉元素(signifying elements)的應用。這包括各種詞彙，比喻、概念、象徵、影像等的運用(Entman, 1991)，也可能針對句法結構、情節、主題和修辭等結構性元素探討(Pan & Kosicki, 1993)。研究者透過這些符號運用，突顯框架的內涵與特性，並將本章依不同的框架進行分類。如何篩選資料？ 如何重組事實？以哪一種方式呈現？ 資料來源？引用？是事實陳述？ 還是價值情感？ 不同的框架，顯示寫作者的不同哲學，也顯示他對讀者的主觀期待。至於新聞報導本身的正確性，反而不是重點。
Wang, Haiyan, Sparks, Colin & Huang, Yu (2018) 比較人民日報與南方都市報，發現主題的取捨確實有差異。Zeng, Jing , Chung-hong Chan & Mike Schäfer (2020) 比較人民日報與微信關於人工智慧(AI)議題的討論，發現報導的主題其實差異不大，都是對科技充滿樂觀的期待，而且不同立場的辯論非常有限，基本上沒有爭論，反應中共官方宣傳的特色。 Ma, Xiaofang 則比較人民日報與紐約時報有關全球暖化的報導，人民日報顯現由上而下的特點，西方媒體則無此種現象。Xiong, Yonglan, Yongping Wei, Zhiqiang Zhang (2016) 針對水資源議題的探討，發現也有由上而下的特點。李艷紅 (2003) 比較環球時報與人民日報對1998年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事件的報導，同樣也是使用框架分析的技巧。人民日報以「美好中國框架」為主，另外兩個常出現的框架是「官方權威框架」、「國家立場框架」，環球時報則更多使用「人情趣味框架」，其他重要的框架是「真實中國框架」。同時，環球時報常常表現出模糊特徵,「對抗性的框架」則沒有出現。環球時報淡化了傳統政治新聞報導官方權威的特色、降低國家政策宣傳職能。在修辭的手段上，採取更多平衡、事實和中立的修辭原則，文本也更加開放，但開放程度還是很有限，這可以說明市場與國家控制兩相平衡的結果。
更多的研究是挑選一個主題，探討其報導框架或敘事方式的差異 ，及其可能隱藏的意義。李子甜、徐美苓(2020) 探討人民日報對霧霾議題的報導框架。他將框架區分為經濟框架和環境框架,又細分次框架為「適應自然次框架」與「行動決定論次框架」、「政府作為框架」、「健康框架」、「公眾責任框架」及其他。發現「環境與政府作為」是兩個主要的框架，在不同框架論述中，官方與專家學者扮演的角色 (重要性) 不同，作者認為這可以從中國特有的政治與文化因素中找到解釋。陳剛、石晉陽(2022) 探討人民日報有關空氣污染的報導，從文本特徵、議題設置、意義建構三方面進行內容分析。他們指出人民日報「客觀報導嚴峻的污染形勢」，發現報導的內容從「政府形像」到「公眾幸福感」、「國家形象」，從「個人與企業污染行為」到「基本制度性因素」的雙重轉變，發揮了「引導理性認知、凝聚社會共識、促進全面治理的社會功能」，顯然作者很肯定人民日報的表現。孫延鳳、何雪聰、付礫樂 (2022) 則以框架理論分析自新冠疫情暴發以來人民日報的涉日報導，重點在探討不同主題 (經濟、防疫、生態、外交) 的情感傾向。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將情感傾向分為「報導傾向」，與「議題傾向」，前者代表撰述者的傾向，後者則是議題本身的傾向，與撰述者無關。作者發現疫情之後，媒體對日本的情感傾向基本上正面的，但也因日本的 某些「不當行為」而有所變化。劉姝童(2021)探討人民日報對高考公平性的報導，萃取重要的關鍵詞，區分報導類型，統計其篇數，研判報導的重點，發現人民日報著重於宣傳高考的公平性，至於困難地區的需求則不受重視。本篇論文在關鍵詞萃取上已有使用文字探勘的技巧，但文章的分類還是以人工的方式進行，並未藉助相關的演算法。
李少南 (1994)探討六四前後人民日報對台灣與香港的情感態度，發現對台灣的報導負面居多，香港則正面居多。夏倩芳、張明新 (2007) 關心敏感的社會衝突問題。同樣使用框架理論探討不同類型文章中，新聞來源的差異。發現消息來源均非常集中，主要來自黨政單位，普通農民甚少出現，「正面報導為主」仍是基本原則。Zhang, Shangqing(2020) 探討人民日報的疫情報導造成的非預期影響。由於人民對傳媒與中央政策的高度信賴，一則中性的科學陳述，反而引起社會恐慌，非始料所及。王傳利(2021) 探討大陸建政初期「三反」、「五反」、「新三反」等運動中，人民日報的輿論反腐發揮重大功效。新開設的「讀者來信」欄目，鼓勵批評與自我批評、表揚好人好事、檢舉壞人壞事、大膽揭露違法亂紀案件，開展反腐輿論監督。文中作者自豪地說「在新中國反腐倡廉歷史上書寫了光輝的一頁」，似乎學術也不忘配合政府宣傳，不過我們藉此也可以側面瞭解人民日報在動員群眾上的積極作用。中國的對外關係是另一個研究重點。聖夢麗, 張蓓(2021) 探討抗美援朝戰爭集體記憶的形成，從報導的時間、消息來源、報導主題、紀念場所、叙事模式六個面向進行分析，他們也是高度肯定人民日報是「正確瞭解抗美援朝戰爭的意義」和「引導人們銘記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，傳承和弘揚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」。
政治學者與新聞學者對人民日報探討，方向有所不同，他們除了關心敘事的表達型式，也同樣關心新聞議題本身的社會意義或影響。媒體報導提供研究者資訊，但其中暗藏陷阱，誇大扭曲不實的報導所在都有。研究者在報導的實相與虛相間徘徊。就本研究而言，人民日報對不同議題的報導框架就值得我們關注之點，框架背後的世界觀、意識形態是隱藏的弦外之音，值得我們重視。
本研究延續人民日報的文本分析，只是採取大數據演算法，應用在文字資料的分析上，處理橫跨八十年的巨量資料，重點在探勘，亦即找出有趣的律則，或研究發現。由於文字資料是非結構性的資料，要經過轉換變成數字 (亦即自然語言處理)，所有的字、詞、文章都變成向量，這樣才可以進行大數據的分析。以前的學者進行文本分析，都要逐一閱讀資料，曠日費時，引進電腦工具之後，資料數量就不再是問題，大數據演算法則提供一些有用的計算工具，協助我們找到字詞、文本間的規則。不過，即使如此，分析的邏輯與問題意識，還是要由研究者決定，演算法不會「自動」告訴我們答案。因此，傳統的研究成果對我們就非常重要了。它提示我們問題的切入點，我們則思考如何將它轉成程式語言。大數據演算法也可能帶來新的問題意識，豐富研究的內涵。
事實上，文字探勘在人民日報上的研究，已有不錯的進展。 Liu, Xinsheng & Yang 探討人民日報對對美國的正負情感變化，就捨棄傳統人工判讀斷的方式，由演算法計算文本的情感分數，追溯變遷的軌跡。Chan, Julian TszKin & Weifeng Zhong (2021) 採取機械學習的方法 (RNN模型)，以時間在前的一定數量文本，預測下篇文本出現在第一版的機率。如果正常的話 (無太大變革)，預測的準率會很高，但是如果發現某個時間點預測失敗的機率特別高，代表這可能是政策變化的轉折點。如此建構一個指標(PCI)，研判政策轉向的可能性。Morley J. Weston & Adrian Rauchfleisch (2021) 則針對人民日報提及的地名及國名，統計其出現的頻率，代表人民日報對不同地區的關注程度。接著作者又進行情感分析，紀錄情感的消長變化。這些都是傳統的研究所無法進行的，顯然，文字探勘在資訊科學的協助下，大大擴充傳統文本分析的視野。
幾個切入的重點
人民日報歷史悠久，從1946至今，超過七十年，累積一百六十多萬篇文章。針對這樣龐大的資料庫，文字探勘有不可或缺的優勢，就本研究而言，有幾個方向可以考慮：
- 從人民日報是否可以看出什麼我們已經知道的東西？用文字探勘來佐證。
- 從人民日報是否可以找到一些我們本來不知道的東西？著重在文字探勘本身，找到有一些有趣的發現，作為進一步探究的起點。
- 針對某個事件，從新聞學的角度進行框架與敘事的分析，探討人民日報的報導風格，活用各種演算法。
- 比較國內與海外或英文版人民日報的差異，這也是要找個一個主題，探討其敘事風格的差異。
- 透過人民日報瞭解統治者的意型形態，及其變遷，最好找一個主題，比較不同時期的差異。意識型態扮演的角色，如圖四所示。
- 人民日報的預測功能，過去的人民日報是否可以預測未來，例如，政壇的明日之星？政治風暴前的異樣訊號？政策調整的軌跡？
- 習政權的本質與屬性定位，從各個關鍵字詞的聲量與主題變化，觀察習政權的特殊性。
- 話語權、認知作戰、中共宣傳策略的變與不變，從文字探勘尋找變化的痕跡，探討它與國內外政經環境變遷的關聯性。
社會科學的基本要求是提出理論，建構普遍律則，再用經驗資料去驗證。文字探勘與此稍有不同，探勘的精神是突破理論的框架，從資料去尋找律則，這基本上是「資料導向」(data-driven)，有別於社會科學的「理論導向」(theory-driven)。當然，我們不想討論孰優孰劣的問題，毋寧說，這兩者有不同的關照。就理論導向的研究而言，理論的選擇與建構就很重要，研究者的問題意識，主導研究的方向與設計，問錯了問題，就有隔靴搔癢之譏；資料導向的研究，研究發現很重要，目標是找到一些有趣的關聯性或律則，以及如何解釋這些律則，尋找普遍的律則也許不是重點，對既有現象的解釋也許更為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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